陈龙9 周保中是把陈龙当成自己乃至东北抗联领导的继承人送往苏联

抗联战将

日寇原以为李杜的吉林自卫军、王德林的救国军被消灭以后，吉东地区将会出现一劳永逸的安定局面，没想到自卫军、救国军溃散不到半年，吉东地区又到处燃起了抗日的烽火。而且这些队伍精悍灵活，战术巧妙，长途迂回，围点打援聚而围歼，搅得日寇坐卧不安。关东军司令部连连惊呼：“东满治安肃正远没有完成。”

最初他们不知道这些队伍何以如此英勇善战?等他们连续失败、迭遭重创，甚至整个吉东地区县镇以外已无立锥之地时候，这才意识到周保中、柴世荣、陈龙率领的这支抗日武装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劲敌。

周保中和陈龙对日寇作战均采用游击战术原则，即“避强攻弱”、“乘隙待虚”,打击敌人发展自己，因此，在1934年春，当牡丹江、东宁的敌军倾巢出动，企图夹攻的时候，周保中主持“同盟军”党委会，作出了三路分兵的决议。

陈龙随周保中率领东部派遣队远征，会同东北人民革命第二军独立师合攻绥芬河大甸子。这一仗打了七天七夜，因敌人增援部队杀到，只好放弃。

在与独立师协同作战中，陈龙结识了在东满坚持抗日斗争的独立师师长王德泰。

王德泰是山东人，幼年随父母逃荒到东北。先是给地主打短工，后又到山里去烧木炭，受尽了辛苦。1932年春，由于积极参加了东满党组织领导的反对日本侵略者的“春荒”斗争，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之后，受组织委派任延边一带“反帝同盟会”组织部长。为了扩大游击武装，他化装成小商贩去作“山林队”的工作，经过一番艰苦努力，终于使延吉游击队从小到大，到今天已有了一个师的武装。

论年龄，王德泰比陈龙大两岁。两人几次见面，都谈得十分投契，特别是陈龙对战略战术方面的研究，深得王德泰的赏识。他们这段时期的交往，为后来陈龙到二军担任领导职务打下了基础。

1934年，吉东、东满地区的日寇，对抗日武装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扫荡，每次持续时间都很长，约为三个月左右，吉东、东满地区的游击武装损失十分严重。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1月的大讨伐，日寇把伪满王牌部队“靖安军”调了出来，作为主力，配以其他伪军，对游击武装实行分割包围，妄图迫使游击部队和他打阵地战，从而全歼游击部队。

“靖安军”是伪满的御林军，这支部队名义上归伪满皇帝溥仪统帅，实际上受日本关东军指挥。这支部队，从班长一直到排、连、营、团长一律都是日本人，士兵则是各城市的中学生。他们待遇丰厚，一色的黄呢军装，差不多每个士兵都配有长、短枪各一支，每连都配有机关枪和迫击炮。由于他们军装的袖头都用红布装饰，所以人们都管它叫“红袖头”。

日寇把一支几千人的精锐部队派到吉东地区，目的就是想给周保中一记杀手锏。

鉴于敌人过于强大，周保中和陈龙便日夜调动部队，采取声东击西策略，同敌人展开斗智、斗勇的较量。

“靖安军“不但捕促不到游击队的主力，反而处处被动挨打。往往整班、整排甚至整连被歼。眼看从1934年底发动的这次讨伐又要以失败而告终，穷凶极恶的日寇，便在1935年1月17日，索性把前方司令部从宁安移到了东京城，由日军司令官亲自指挥作战。

这次战斗，日军出动了“靖安军”一个团，和伪军、伪警共计2000余人，在日军的督战下，用飞机配合，浩浩荡荡杀向“同盟军”的所属部队。一时间，吉东地区枪炮声终日不断，到处都是交战的战场。

为了避敌锋芒，保存实力，更多地杀伤敌人，陈龙率部冲出敌人包围后，急速东进。

春节到了，陈龙率部进入天桥岭一带，日寇闻讯，迅速调集了一支700余人的队伍，尾随而至，进行全面包围，妄图一举歼灭这支队伍。

双方相持了六天，激战了七次，陈龙抓住了敌人的薄弱环节，率队跳出了敌人的合围，把队伍胜利地带到了东满地区。敌人的几次讨伐，均以毫无战果而告终。

陈龙带兵打到东满，与王德泰的独立师会合后，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，结合东北地区抗日形势的需要，将东满抗日部队整编，组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。

任命王德泰为军长，魏拯民为政委(兼哈尔滨市委书记),李学忠为政治部主任，陈龙为参谋长。

二军下辖四个团：

一团团长安风学，政委周树东；

二团团长张泉玉，政委曹亚范；

三团团长车振声；

四团团长侯国忠，政委王润成。

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建立，在东满地区引起强烈震动。据日本间岛协会本部上报给关东军司令部的《最近间岛共产运动状况》情报中称：“该部根据地设在抚松县三道褶子、二道沟。

军长：王德泰，33岁，满人；政委：李学忠，26岁，满人；参谋长刘汉兴(陈龙)40岁，满人。兵力719名，步枪639支，手枪62支，重机枪二挺，轻机枪六挺，迫击炮一门……”

被日寇认为已经40岁的参谋长陈龙在二军组建不久，便根据全军的战略部署，带领三团、四团于6月间出发，取道向吉东地区进军。任务是与吉东游击区联成一片，与已成立的第五军军长周保中、副军长柴世荣会合，共同开辟新的游击区。

陈龙带兵北上中途必须经过老黑山。老黑山驻有“靖安军”一个连，这个连自恃兵强马壮。在这一带横行霸道，欺压百姓，无恶不作。

陈龙听了乡亲们对“红袖头”的控诉，决心拔掉这个钉子。当即指派四团前往攻打。“靖安军”虽然气势嚣张，战斗经验却远远比不上身经百战的抗日队伍。四团在团长侯国忠指挥下，设好埋伏，略施小计，便使敌人倾巢而出，陷入了埋伏圈。一场伏击战打响，仅用了半小时就把敌人全部歼灭了。

陈龙带兵北上，一路上边走边打，历时两个多月，终于到达了吉东地区。在吉东地区，陈龙率领二军部分主力，与五军配合，又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两次扫荡。

整整半年，陈龙一直率部出没在深山密林之中。为粉碎敌人的秋季大讨伐，他白天行军，夜间同战士们一起在地上和衣而眠。由于风餐露宿，他的胃病、肺病更加严重，本来十分白皙的皮肤，变得又黑又黄，但他依旧精神风发斗志昂扬。

因为经过几年的转战，他对同日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已经了然在胸。这几年，他不但与日寇号称“精锐部队”、“王牌军”的广赖师团、天野旅团、多门师团作过战，而且同伪军中的什么守备队、警备旅、靖安军、警察大队，都作过较量。他坚信，只要脚踏生养他们的黑土地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，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。

转战千里，身经百战，25岁的陈龙成长了，成熟了。

留学苏联

1936年1月，中共东满特委书记、抗联第二军政委魏拯民，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回国后，2月5日，由宁安县委书记张中华陪同，到宁安县镜泊湖游击根据地，会见了周保中，并传达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关于撤消满洲省委，按游击区建立南满、东满、吉东、松江等四个省委和建立东北统一编制的抗日联军的指示。

自从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，东北地区的党组织便与中央失去联系。这两年，就像驾着一艘无舵的船，在雾海上航行，尝尽了艰辛。现在，魏拯民回来了，又带来了党中央的指示，广大指战员受到了很大的鼓舞。

会后，魏拯民于3月上旬，又在安图县一个叫迷魂阵的地方，召开了二军改编会议。会议决定，将东北人民革命第二军，改编为“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”,陈龙仍任军参谋长。

东北抗联第二军建立后，陈龙继续率领部队在吉东一带打击敌人。此时，二师师长史忠恒由于伤重，一时到不了任，陈龙便兼起了二师代师长的职务，直接率领二师战士，与政委王润成、参谋长陈翰章并肩战斗。

他们三人都是从自卫军、救国军出来的青年将领，多年的战斗友情，使他们息息相通，感情笃厚。在战斗的空隙，他们三个人常常围坐在一起。一回忆起在自卫军、救国军的艰苦岁月，心中就充满了豪情和感慨。他们都是在周保中的指引下才找到共产党，找到一条真正杀敌报国的革命道路。他们一次次相约，不论谁牺牲了，活着的人一定要挑起两个人的担子，革命到底。

由于陈龙有军事才能，在每次关键性的决战中，都能指挥部队出其不意，克敌制胜，深受周保中和魏拯民的信赖，因而曾一度还兼任过抗联第五军参谋长的重任。

魏拯民率领二军一部南下，远征去抚松、蒙江一带，与抗联第一军杨靖宇会合，开辟南满游击区后，陈龙则率二师北上，与五军会合，开辟吉东(绥宁)游击区。他和陈翰章、王润成又一次相约：一定完成上级交付的光荣使命，在吉东打出一个新局面。

自从来到吉东地区转战，陈龙感到如鱼得水。因为他自幼长在这里，熟悉这里的山川树木、风土人情，也熟知这里的敌情、我情，更主要的是，有周保中在身边，他可以随时向他求教许多自己弄不通的战略战术和党的基本知识。

此外，还有比他年长16岁的老大哥柴世荣副军长，他不仅从思想上帮助他，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多方照顾。更不用说还有王润成、陈翰章、史忠恒等好几位与他年纪相仿的师、旅、团长。他们一起出生入死，相依为命，早已结成了生死不渝的革命友情。

自1934年以来，敌人每年发动三四次扫荡，都未能摧毁这支抗日武装，就因为有他们这样一批铁骨铮铮的硬汉子。

1936年，是敌人要全面进攻中国的准备年。日寇非常清楚，要占领整个中国，必须要有强大的兵源和巩固的后方。然而由于东北抗日联军的频频出击，致使日寇不得不屯重兵于东北，从而打乱了日寇进攻中国内地的时间表。

日寇为了安定后方，能够抽出更多的兵力派往关内，1936年对抗日联军进行了最频繁的讨伐。他们强力推行集团部落、集家并屯的策略，大搞杀光、烧光、抢光的“三光政策”,妄图把抗联同人民群众隔离开，从而达到困死、饿死，最后消灭抗联的目的。

这样一来，整个吉东地区形势变得空前严峻，日寇的严密封锁，粮、棉、盐极度匮乏，加之天寒地冻，抗联战士冻饿而死的事经常发生。身为领导人的周保中，既没有为胜利所陶醉，也不曾被险恶环境所屈服。

他冷静而又客观地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下一步敌人的行动计划，谋划自己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。这种险恶形势刚露出苗头，他便在宁安县泉眼头召开了二军和五军干部会议。会上，他除了军事部署外，根据上级指示，提出了要把一批青年干部和家属送往苏联的建议。

会后，一批青年干部、重伤员和随军家属，其中包括柴世荣的夫人，女儿、儿媳和李荆璞的夫人、王毓锋团长的夫人，以及肖茂荣等百余人，集中到了卧龙河。

抗联五军在中苏边境有一条秘密的国际通路。魏拯民从苏联回来就是走的这条路。对这条通道，敌人可能有所察觉，曾多次派兵进行骚扰。为了保证这批干部和家属的绝对安全，周保中责令陈龙和王润成带两个连沿途护送。

在护送着这支队伍向中苏边境进发期间，陈龙不由地又想起了自己的妻子。遗憾的是她却走了另一条路，不在这支队伍中。

在几天的行军路程中，他不断地责问自己：是不是自己过于忙军务，忽略了对她的开导和教育?但是很快又否定了。柴副军长的夫人、王润成的夫人，她们不是都很自觉地参加部队工作了吗?她们有时赶制军衣，有时看护伤员，甚至烧水作饭，充当炊事员……她为什么就不肯呢?

“你还是忘掉她吧!她不是我们这个阶级的人。”王润成看出了陈龙的心事，劝说道。

到了中苏边界，由王润成过界到双城子，向前来迎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杨松(化名斯达岗诺夫),移交档案，介绍情况。因此他也留到了苏联学习。

王润成入苏后，两个连由陈龙带回。

陈龙回来后，敌人的更大规模的讨伐已迫在眉睫。陈龙便率史忠恒部和五军一部，转入图佳线老松岭一带，迎击敌人。

敌人这次大讨伐，一直被公认为是几年来用兵最多、历时最久、拼杀也最残酷的一次，可以说是规模空前。

看到敌人的扫荡气势，陈龙不能不更加佩服周保中的远见卓识。只有送走重伤员和家属，免去后顾之忧，才能顶住日寇的疯狂挑战。

9月12日，二军侯国忠团在磨刀石车站与代马沟站之间，颠覆了一列敌人工兵军用列车，车上载运的日军十二师团工兵300余名全部被歼，由于这场战斗严重地挫折了敌人的国防工程计划，而震惊了日本内阁，被惊呼为“九·一二事件”。

早在9月10日，史忠恒部就在陈龙指挥下，与讨伐的敌军在老松岭展开了激战。

史忠恒作战勇猛，指挥作战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，所以他负伤的次数最多，也最为严重。老松岭战斗就是由他带着未愈的枪伤指挥的。

这场战斗是从截击日军列车开始的，战斗一打响，日寇弃车而逃，史忠恒看到敌军逃走，当即跃出阵地，指挥战士进行追击。由于目标显露，遭到敌人的集中射击，史忠恒先是双腿被打断，继而腹部中弹。尽管生命垂危，他仍然指挥战士出击，最后终因流血过多而光荣牺牲。战士们见师长壮烈殉国，个个怒火中烧，一齐呐喊着冲向敌阵，在“为师长报仇”的口号声中，击毙敌人500余名，并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。

正在侧翼战场指挥作战的陈龙，听说史忠恒不幸牺牲，慌忙赶来，抱着史忠恒的遗体大哭。

从自卫军到抗日游击军，再到东北抗联第二军，陈龙与史忠恒一起战斗了多年，共同指挥了多次著名的战斗，因此，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此刻，眼看自己亲密的战友长眠沙场，怎不痛彻肝肠?

史忠恒是继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在抚松殉国后，牺牲的第二位高级将领。消息一传开，在战士中引起巨大的悲痛。周保中、王德泰两位军长也分别在各自的战区对他们进行了祭奠。不幸的是，一个月后，王德泰也在南满的临江与蒙江交界的小汤河，与日军激战中英勇献身。

从抗联队伍的惨痛损失，足可以看出1936年敌人大讨伐之凶狠与残酷。

王德泰牺牲的消息极大地震动了周保中。他似乎已经看到，抗日斗争将从此转入一个更艰苦的阶段，在这个阶段，也许自己，也许包括一大批干部都有可能光荣牺牲。真要到了那一步，东北的抗日大业谁将来继承?

想到这里，周保中觉得要使抗日斗争继续下去，必须用战略的眼光来看待干部这一重要问题。为了保存一批干部，使抗日斗争后继有人，他向吉东特委建议，再送一批干部去苏联。

建议被特委批准后，在拟定派送干部名单时，他首先想到的便是陈龙。

在二军军长王德泰、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相继牺牲后，政委魏拯民担任南满特委书记，正与杨靖宇共同指挥南满的反扫荡战斗。从图们、延吉、汪清到吉东地区，二军的领导重任只剩陈龙一人苦撑着。尽管如此，周保中还是决定要陈龙赴苏。

当周保中把这一决定告诉陈龙时，他又一次懵了。他根本没有想到在如此困难的局势面前，周保中会让他离开战场，去苏联学习。

“抗日斗争需要有后备干部，特别是军事领导干部，这是形势的需要。”周保中语气沉重地说道。

“可以派别人嘛!陈翰章、侯国忠……”陈龙一口气说出了五六个人的名字。

“去吧!”周保中用力拍了拍陈龙的肩头，“你是军级领导，到苏联要好好学习，准备回来挑更重的担子。”